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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义会议未解决政治路线问题?

添加时间:2018-05-19 15:38:17 来源: 浏览次数:

 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,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、挽救了红军、挽救了中国革命。但在遵义会议作用的具体评价中,普遍的表述是说,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共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,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。而关于政治路线问题,一般的认识是:遵义会议没有提出和解决政治路线问题。
  但是仔细推究,上述说法会产生两个问题:一是,政治路线和组织问题、军事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,很难说解决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与政治路线无关联,因为政治路线是各种问题的核心,统领组织、军事等问题。二是,关于遵义会议,人们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评价,就是“结束了‘左’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”。如果说政治路线没有改变,遵义会议后仍然延续过去的政治路线,那怎么能说“结束了‘左’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”呢?因为“‘左’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”,表现在政治、组织、军事等许多方面,而首先和集中的表现就在政治方面,组织、军事等方面的错误是和政治路线紧密相关的,甚至是由政治路线决定的。
  出现如此疑问,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遵义会议作用,特别是遵义会议与政治路线转变关系的问题。这是一个涉及如何认识和评价遵义会议作用的重要问题,有着值得讨论和澄清的必要性。
  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,宣告了“左”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破产,它已经难以为继了。遵义会议在集中批评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过程中,实际上否决了其整个路线,包括其政治路线,这是遵义会议的一个重大成果,也是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。
  需要强调的是,遵义会议决议对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集中批评,最后归结到了从政治路线角度批评的高度。决议指出:“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,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,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。”被定性为“机会主义”的错误,现实中造成严重失败的路线,遵义会议后还会继续执行吗?所以,它的废止是一种必然。
  正因为遵义会议后废弃了过去的错误路线,因此毛泽东后来指出:“遵义会议,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。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,在政治上、军事上、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”。而“过去的路线”“都不能起作用了”,这既为党探索和制定新的政治路线创造了条件,也是现实需要对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提出的必然要求。废止过去的路线,就必然要实行与之不同的新的路线(虽然新路线不可能一蹴而就,有个形成的过程),这是事物演变的基本规律。
  遵义会议改变了过去的政治路线,是确定无疑的。那么就需要解答一个问题:为什么遵义会议没有否定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?遵义会议决议写道:“一年半反对‘围剿’的困苦斗争,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。”所谓遵义会议没有提出和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看法,就来自于此。
  目前关于此说的原因,大致有三种观点。一说是“时间紧急论”,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,党内没有时间在遵义会议上展开对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的批评;二说是“毛泽东的策略论”,为了集中力量、减少阻力,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,毛泽东有意不批评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;三说是“多数人认识未到位”,与会的多数人没有深刻认识到“左”倾领导人的政治路线的错误本质,因此毛泽东等在遵义会议上对其提出的全面怀疑和批评不能实现。三说都有一定的道理,我认为,根本之点恐怕还是与会者认识不到位的问题。
  军事路线的错误因为导致失败和损失而暴露无遗,易于被发觉和认识,而政治路线的是与非,容易被别的问题掩盖,不易被马上发觉,认识它需要一个过程。遵义会议上,与会者对军事路线错误的认识非常清楚,因此集中予以批评;而大多数人对政治路线是否错误,认识得不甚清楚(中央领导层对此有明确认识是在1941年中央政治局的“九月会议”),所以,遵义会议决议就对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,一方面(在总体上)肯定是正确的,一方面(在具体分析中)又批评说博古、李德是“机会主义”的错误。
  毛泽东应该是认识到了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,在1936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,他指出:“遵义会议只纠正了博古的其他错误,没有指出其宗派主义、冒险主义的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,这是不够的。”同年12月,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中指出: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,“左”倾教条主义“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。这是主观主义……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,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,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。”但是,毛泽东对此的清晰认识,是在1940年下半年对《六大以来》的资料审核过程中。通过对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的审核,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了第三次“左”倾教条主义路线对党的严重危害,认识到这是一条比以往各次“左”倾错误路线更完备的新的“左”倾路线。由于在遵义会议上,认识也不是非常清晰,加之军情紧急、大家认识不清等原因,所以毛泽东也不可能明确地予以指出和展开批评。
  张闻天1936年9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论及过去党的历史时,认为四中全会“领导的总路线是正确的”,但过去在“革命战争的持久性”问题上的错误,以及“进攻时的冒险主义”、“防御时的保守主义”都是“原则上的错误”。“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,中央是错的”,“过去对党的领导我是负责的”。这仍然是遵义会议时期的认识。
  但是,在现实斗争中,错误的路线必须改变,于是就出现了遵义会议决议没有明确否定以前的政治路线,而在会后实际工作中改变了政治路线的状况。而恰是政治路线的转变,和转变了的军事路线、组织路线协同发力,使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其特别的作用,成为彪炳史册的一页。